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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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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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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国家的地方制度 --------斯科特与拉铁摩尔的分析  

2015-05-05 15:22: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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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区是中国少数族群的聚集区,在这里发育了众多的文化传统,山地成为少数族群传统保护的屏障;而在中国草原地区形成了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经常通过入侵的方式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如果我们回到少数族群与中原国家的关系来看,会发现山地与草原既有近似的地方,也有着很多不同。他们都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也曾经都被认为是落后与中原农耕文明,在历史上与中原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历史上,西南少数族群更为分散,在本文中,基于斯科特对西南山地少数族群的分析和拉铁摩尔对北方游牧族群的分析,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框架延伸到当前少数族群发展的分析上。

 

从定居到移动

 

进化论曾经长期地影响了有关少数族群文明的研究,社会进化论者强调社会的单一方向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论述,在这种论述中,许多少数族群被看做是人类社会的活化石,是发展迟缓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少数族群也必将按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取得长足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有关生产技术的论述,生产技术被按照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被分作先进与落后。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山地和游牧文明都被看做是落后的经济形态。在山地,以刀耕火种为主要形式的游耕和草原以季节性利用草场为主要特征的游牧往往被看做是落后的。但是在斯科特和拉铁摩尔的分析中,他们并不认可这种判断,在他们看来,游动的农业或牧业的存在并非是落后的,而是适应的结果。在时间序列上,他们认为游动的农业或牧业都是在定居的农业之后产生的。

斯科特所研究的是东南亚山地,这个被称为赞米亚(Zomia)的巨大山地,从越南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山地居民往往被与谷地的居民的对立,在谷地,农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而在山地,农民往往刀耕火种,种植旱地作物。在斯科特的分析中,这些山地居民并非是原住民,它们中的大部分原来都曾经是谷地居民,从事水稻生产。随着东南亚谷地的一系列国家建设,为了逃避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原来谷地的居民搬迁到山地以远离国家。适应山地的条件,山民放弃了原来的水稻种植,转而选择了移动农业。无独有偶,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游牧也是晚于定居农业,在蒙古高原的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游牧只是产生于数千年前,而在这之前,早已经有农业活动。拉铁摩尔更表明,如果说畜牧业是从驯养野生动物开始的,那么最先驯化动物的一定不是游牧民,而是定居的农民。他认为在绿洲上生存的农民开始驯养动物,之后他们发现在绿洲之外有大量的草原可以用于放牧,所以他们从农民中脱离出来,成为游牧族群。

在他们看来,游动的生产,不管是游耕或是游牧,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并非是落后的产物。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山地族群为什么放弃固定的耕作,特别是水稻耕作,转而从事游耕。他的解释视角主要关注于政治结构,认为山地族群是逃避国家统治而主动选择了游动耕作,游动耕作赋予了山地族群抵抗国家统和的能力。基于此,斯科特将山地族群的特征,都看作是为了抵抗国家而做的自我选择。

在这里我们看到,技术的变化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过程,在技术选择的背后是政治社会学的逻辑。比如木薯和水稻,因为其生物特性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政治特征。比如木薯是深藏在地下,可以长时间贮存,这样的作物不适合国家征收,因为山地人很容易隐藏这些作物;而水稻不同,因为同时成熟,而且暴露在表面,所以很容易被国家发现并课税。所以技术的选择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而在拉铁摩尔那里,游牧是因为草原的生态环境。由于草原的生产能力较低,而且处于经常的变化中,所以只有游动才能在生存。在拉铁摩尔的论述中,对游牧族群为什么会脱离农业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与斯科特的论述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就是游牧民的起源于人口的移动,当人们不管是因为人口的压力或者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不得不在适合农业的生态环境之外利用可利用的资源,他们就主动地选择了游牧。游牧使游牧族群可以利用定居农业所不能利用的自然资源。因此,游牧方式的选择是适应自然条件的结果。

不管是南方的山地族群或北方的游牧人群,他们都不是处于定居农耕文明之前的文明,并非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他们游动的生存状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斯科特和拉铁摩尔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明是多元的,并非有着不同阶段的同一个进程,而是存在着多种发展途径。

 

策略性选择

 

如果说从定居走向移动是一种策略性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简单地说,山地的移动是相对的,他们希望逃避国家的统治;而草原的移动是绝对的,他们经常进攻国家。

山地族群的移动是为了逃避到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外,他们的目的是维持一种无政府的生活。当他们进入了边疆地区,不再受到国家的纳税和徭役的困扰以后,他们就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游动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高山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也是移动的障碍。这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随着山地少数族群从谷地迁移到山地以后,他们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结构:不同的少数族群可能会分布在不同高度的山地,比如苗族、瑶族、傈僳、佤族等等,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区域。

为了弥补地理的游动性不足,许多山地族群形成了高度流动的社会性。斯科特用“水母”来表述这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高度平等,社会缺少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平等的权威在这种社会中很难生存。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部落民甚至为了维持部落的无政府状态而将位高权重的头人暗杀。在斯科特看来,平等和分散不仅是部落民天性使然,更是避免国家进入的方式。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对任何个人的征服都不能达到对整个部落的征服。平等带来的结果就是分散,山地部落往往是分散的,家庭之间、部落之间缺少相互连接的纽带,对于他们来说,要尽可能维持最小的社会单位,建构起超越家庭的单位是困难且危险的。在山地,族群的多样性远远比草原要复杂。东南亚几乎成为族群的百衲衣,众多的族群共存。依斯科特的分析,山地族群的认同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族群认同。这种灵活、多变的特性给山地族群以抵制国家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斯科特的分析延续了其弱者的武器的分析进路。

与山地族群不同,草原游牧族群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表现了更多的主动性。在很多时候,游牧族群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蛮族入侵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蒙古高原,而且也存在于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之间。蛮族入侵之所以成为一个常态,是因为游牧族群更依赖与外部的交换。游牧是一个专业化的过程,由于高度的流动性,游牧社会除了畜产品以外,他们很少有其他的产出,这在拉铁摩尔的分析中是游牧经济的内部交换需求更少,而与外部的交流需求更多。这种交流既可以通过贸易的形式出现,也可以通过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草原牧区不稳定和多灾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游牧族群往往会选择战争的形式进行交换。

勒内·格鲁塞在讨论草原帝国的时候,对游牧族群入侵农耕的做了有意思的阐述。他认为,农耕地区的富庶是吸引游牧族群的重要原因,在与农耕文明的战争中,游牧族群经常会占领农耕地区,但是在占领了农耕地区以后,他们也会被农耕文化所同化。当一部分游牧族群被农耕文明所同化的时候,从北方会兴起其他的游牧族群,他们会扮演前面游牧族群同样的角色,对被同化的游牧族群进行战争。

游牧族群对农耕文明的战争塑造了游牧文化,这种文化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表现出与山地族群的不同:1)主动的战争。在漫长的北方边疆历史中,对游牧族群的防御几乎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寒冷和干旱,以及与此相关的气候波动构成了游牧族群的天然保护,400毫米等降雨线几乎自然地将农耕与游牧区别开来。农耕文明,以及依赖于农耕的国家政权几乎无法持久地进入游牧地区,但游牧族群进出农耕地区却几乎毫无障碍。游牧族群的威胁几乎是一个常态,而农耕地区的防守却是昂贵和令人疲惫的。2)游牧造成了持续的流动。如果说山地族群的流动是有限的,那么流动本身就构成了族群的特征之一。他们无需依赖特定的土地而生存,可以远距离大范围的移动。由此形成了另外的一个特点,3)组织性。如果说山地族群是分散和个体化的,无组织就构成了其对国家反抗的武器,但游牧族群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在游牧族群中,个体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部落、部落联盟,乃至部落联盟基础上的王权,在游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对其邻近的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4)由于以上原因,游牧民很少有似有财产,对于他们来说,财产往往是共有的,小私有制的发展异常困难。

在斯科特看来,东南亚的山地族群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渴望自由,为了自由而放弃了许多在外来的观察者看来是文明的基本因素,而在拉铁摩尔的叙述更多地关注了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山地族群不同,已经形成了某种政治实体,游动并没有影响他们聚集成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体。

山地族群和游牧族群都生活在国家边疆,在前现代时期,他们所生存的地区都是国家力量所难于到达的,如果用斯科特的话说,他们是在国家空间之外的。但是他们却对国家有着不同策略,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但是它们又都与国家有着不可分割联系。如果说南方山地少数族群因为躲避被国家统合而选择了逃避的方式,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因为其本身的强大,更多地采取了对抗的方式。草原游牧民族往往也是比较早地发展出集中地权力结构,这与山地分散的族群有着明显的区别。

 

现代国家的进入

 

然而上面所说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山地族群和游牧族群都在面临着国家的直接进入。他们原有的地位正在受到动摇。事实上,国家的进入并非单方面的,现代族群国家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征收税负和徭役,而是以现代化推动者的角色进入的,因此伴随着国家空间的扩大,边疆少数族群与国家的距离正在缩短。

在斯科特看来,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之一在于国家所辐射的范围。过去影响国家扩大范围的主要因素是斯科特所称的距离阻力,比如如果从遥远的地方运输粮食,路途消费将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宁可将其臣民集中到距离比较近代的地方,因为其势力无法到达远方。但是现代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减少了距离阻力,比如公路、火车和电报等等,在减少距离阻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交通的便利,边疆地区的产品进入国家空间和国家空间的产品进入边疆地区都变得更便捷。因此,现代国家对边疆地区少数族群地区的控制变得更可行。

国家对边疆少数族群的掌控能力无疑是在在迅速增加,这一方面是斯科特所讨论的控制技术。比如为了便于管理而进行的人口和地籍的登记,这在前现代社会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边的并不困难。伴随着人口和土地的登记是人口的固定化。事实上,山地和草原游牧族群都在经历迅速的定居过程,即使如最著名山地少数族群苗族,也定居在山地,组成村寨,接受国家的控制。北方游牧族群更是在过去的2-3个世纪中,逐渐固定下来。

但是当控制的力量增强以后,反控制的力量也同样会增强,所以在进2-3个世纪中,许多少数族群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进行了许多反叛。

然而,国家的角色正在改变,如果说过去国家只是试图成为集中地政治中心,并且受到少数族群的抵制,现代国家正在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而吸引了少数族群进入过现代国家的系统中。

比如现代国家成为教育的提供者。如果说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少数族群教育的目的就是将少数族群自己的文化进行世代传承,那么现在的教育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教育的目的在于将现代科技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使他们掌握普世的生存技能。这时候的知识已经不是来源于少数族群自身,而是外来的知识,是一个集中地知识制造者所提供的产品。国家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与教育同样的是技术的传播,边缘的山地和牧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知识的生产地,只是生产更多地集中在实验室和大学,边疆地区逐渐地成为了知识的消费者而非知识的生产者,他们依赖国家的体系将知识传播到边缘的山地和草原。甚至知识的标示,比如学位、职称也已经被国家所垄断。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渗透进每一个角落,试图逃避国家,保持自主的空间,其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边缘地区越来越依赖国家。

国家在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边疆的同时,其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国家是现代化的积极推进者。现代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教育、医疗和产业发展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多数情况下,国家主要已经不是以索取者,而是以提供者的身份出现在边缘地区。这种角色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国家不仅仅不再以统治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去向少数族群索取,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国家要承担促进少数族群发展的责任。因此少数族群的往往的到特殊的照顾,而在这种促进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少数族群已经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国家建构的了,国定少数族群(national minority)可以被看做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在国家的少数族群清单上出现的少数族群,享有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政策,尽管政策的强度不同。少数族群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对少数族群的分类密切联系在一起。

由于国家的在场并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山地和草原差别的重要性在降低,他们一方面都因为很难固守原有的传统而进入了主流发展进程,同时在主流化以后又往往处于边缘的位置。所谓主流化就是其原来所固守的特点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需要融入现代的发展主流,但是在进入以后,他们所谓落后的地位被进一步彰显,追赶和超越经常成为山地和草原发展的共同主题。

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尽管现在国家与边疆少数族群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斯科特和拉铁摩尔所讨论的状况,但是他们的分析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进路,有助于我们把握边疆少数族群最重要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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