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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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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的对话——《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  

2009-10-03 18:03: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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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斯科特关于农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就开始不断提升,他的几部著作,包括《农民道义经济》、《弱者的武器》,以及后来的《国家的视角》都出版了中文译本,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他的影响在于他总能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们司空见惯的农民社会,从而给学术界以新的启示。

受到斯科特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在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斯科特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斯科特与中国乡村》一书是中国学术界与斯科特一次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成果。本文将从方法、内容和影响等三个方面介绍这一项成果。

 

 

斯科特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首先在于他所提出的“农民道义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颠覆了用经济理性理解农民社会的传统。在农民社会研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一个是将农民看作精明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精细计算得失而形成的。与此不同,“道义经济”则是从另外的逻辑来理解农民社会,比如农民社会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重要目标;为了安全,农民不仅计算个人的得失,而且必须依赖群体的行动。斯科特是后一种传统的领军人物。我们很难说这两种解释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错误的,但是“道义经济”的理论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视角,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农民社会中不一样的逻辑;

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观察到了农民经常不是采用直接的对抗,而是采取一些诸如流言蜚语,消极怠工等弱者的武器来表达不满,进行抗议。斯科特的研究经常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社会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经常是躲藏在大量现象背后,需要深入的观察,比如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他透过许多看来是非常成功的社会项目来考察这些项目背后的失败。如果说如同自然界一样,社会也有自身自然的发展规律,那么斯科特所关注的经常是这种社会的自然规律。

在最近数年的快速工业化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而近20-30年,中国的农民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依托于多样并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中国有关农民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领先的学者进行对话,不仅会推动我们的研究,而且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

在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学术成果往往让我们倾慕,许多国内的研究利用一些中国的资料来不断验证西方的理论是有效的。我们的学术界经常在两个极端的道路上前进,或者我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西方的大师,倾听大师的分析,试图使我们的研究可以纳入到西方的学术主流中;或者陷入到我们独特的观察中,与西方的分析相脱节。前者在近年来越来越占据学术主流,不仅在学术界,甚至在决策界,将西方的理论搬到国内已经越来越普遍。后一种学术倾向也普遍存在,大量概念被创造出来以描述某种社会现象,而这些概念经常缺少学术基础,只是将一些被观察到的现象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一些组合,被加上一个名字,就出现一个貌似的学术成果。

我们希望能够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将中国的学术研究与西方的理论直接对接,在现有的学术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农民研究,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采用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原因。在这个交流活动中,我们没有简单地请斯科特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第一,我们觉得不需要,斯科特的理论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都已经开始透过斯科特所提供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农村社会。我们不需要再次地普及他的理论。其次,我们是用我们的研究去对话、批评或发展斯科特的一些被广为接受的结论。如同读者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学者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研究如何与斯科特的理论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度的讨论。

构成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是国内学者的6篇论文,每两篇论文构成一组,在每一组文章之后附录了参会学者的讨论,读者可以从这些论文中看到有关中国农民的研究,而在后面的讨论中,更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关于这些研究的评论和讨论,其中斯科特本人的评论是最具有价值的,他将这些研究与自己的研究进行对照,一方面进一步澄清了他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另外也从他的角度对国内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评论。

 

 

对话是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的,书中所包括的6篇论文都是来自于实地调查,比如折晓叶的研究多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而朱晓阳的研究则是在云南进行的。不仅实地调查所涉及的地域很广,而且所讨论的内容也很广泛,在这里不可能进行详细的介绍,只是举出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对话。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在学术界流传很广的,而且影响了许多农民研究。在他看来,农民因为本身是社会的弱者,他们经常不是采取直接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意愿,进行公开的反抗,更多地是采取迂回的抗争方式。迂回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抗争的成本,而且可以减少抗争的风险,很多时候是很有效的工具。在折晓叶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和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在利用“韧武器”进行抗争,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财产。“韧武器”与“弱武器”有相似之处,都是采取非抗争的形式进行,避免直接的对抗;同时“韧武器”与“弱武器”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弱武器”经常是建立在个体行动基础上的,个人直接采取一些非对抗的破坏性行为,而“韧武器”则需要农民的集体行动,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如果没有集体行动,农民的利益就经常得不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催生出了农民的集体利益,折晓叶将这种合作称为“强互惠”。其次,“韧武器”经常是在现有政策和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行动。我们现在还无法评价说“韧武器”的提出是对“弱武器”概念的补充和发展,或者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但是这种对话的确推进了关于农民的研究。

斯科特的多数著作都充满了对国家的批评,在他看来,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中的简单化是导致现代社会中许多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国家与农民社会是相互对立的,在社会发展中要抑制国家过于强大的权力,并给农民社会以相应的空间。朱晓阳在关于云南滇池边小村的研究中却发现了不同的模式,在那里,国家与农民社会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在很多时候也是相互结合,甚至共谋的。国家,特别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社会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既有相互之间的冲突,也有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从这个角度看,将国家与农民作为社会的两极来观察,理论上就会面临很大困境。朱晓阳对斯科特理论的批评主要不是建立在理论分析上,而是基于他在昆明滇池边上的民族志研究。

第三篇论文是郭于华在近10年口述史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她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斯科特理论的意义,特别强调了如何去看待农民社会,如何从底层的视角把农民看作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郭于华看来,历史往往反映的是精英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中,底层社会经常是被遗忘的,而历史的过程中,底层社会的历史应该成为宏大历史的一部分。在郭于华建构底层社会历史努力中,苦难成为核心概念,底层农民的生活是由苦难连接起来的。在这里,郭于华延续了斯科特的进程,对底层社会的历史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研究者经常感觉到西方的学术概念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学术概念是否能够对学术研究作出一些贡献?本书中应星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他的研究是希望将中国传统哲学中“气”概念发展成为研究当代农民社会冲突的一个有效的学术概念。这种努力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将“气”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以后,被赋予了很复杂的内容。斯科特在评论中指出,“我非常希望听到关于“气”的概念的讨论,“气”是不是中国农民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当然它不是生物学技术的东西。我更愿意看到关于“气”的历史分析,它在时间上是如何改变的?在地域和阶级上构成什么样的差异?我认为它可能是中国的本质性问题,这个概念在中国地区的变化,可以拿来和其他社会的一些概念进行比较,比如说“互惠”这些概念。我希望学者们尝试去做一种关于“气”的历史演变的研究。”

对于“气”的讨论不仅仅是在于概念本身,更是如何将传统中国的概念与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接轨。

在斯科特的研究中,国家经常被作为一个外在力量,只是在国家与农民基层社会的关系中才会看到国家的影子,而国家本身是如何运转的经常是在斯科特讨论之外的。国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统治者,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出现在斯科特的视野中,这经常受到质疑,在研讨会的讨论中,对于简单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模式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周飞舟关于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府在社会运行中的角色分析无疑提供了一个关于政府内部如何运作的视角。在这个分析中,由于切断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社会之间的税负关系,政府越来越独立于社会之外,服务于自身,而不是服务于社会。

第六篇论文来自于王晓毅关于草原牧区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及其影响的分析。在斯科特的叙述中,国家为了控制社会就会简化社会,通过他称之简单化的过程,将一个复杂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可以被操纵的社会。但是这种操纵和规划过程经常因为来自基层社会的抵制而失败。中国北方草原的保护可以做为斯科特理论的一个佐证。但是在北方草原的环境保护中,我们看到远远不是简单的两个行动者,许多利益相关方介入到项目中,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国家采取了严格的生态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被扩大。而利益受到损失的村民则暗中通过违反政策与这种政策相对抗。斯科特将这种关系概括为“猫鼠游戏”,但是在猫鼠游戏的背后有着发展话语、环境话语、国家权力和村民参与等多种力量的相互角逐。

在每两篇文章后面都附录了作者的报告和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展现了不同学者之间的不同理解。

 

 

这项成果出版以后就不断有同仁来问起这本书。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样一项成果的出现既有其价值,也有很大的局限。

所谓局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种交流方式的局限,斯科特在中国不仅很知名,而且其研究的思路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是采取这样一种交流方式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很难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其次,我们这次交流也还存在一个局限就是语言的沟通。因为整个活动是用中文进行的,这样无疑方便了中方学者深入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斯科特能够理解中方学者的研究还存在很大困难,尽管我们为斯科特配备了最好的翻译,这对于斯科特更深入的理解和评论无疑是一个困难。

尽管存在不足,但是这种中西方学术对话的方式仍然是很有效地,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真实地看到中西方的学术如何能够通过相互的交流而得到不断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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