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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的博客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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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官“后继无人”背后  

2009-10-22 21:23: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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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村干部的一点想法,也许许多人希望通过增加报酬来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速农村的发展。而我可能更希望村干部的工作少一点,更贴近农民生活一些,他们的报酬也不需要那么高。增加报酬不如减轻负担。

  

与发达地区村民花钱买选票争当村官相比,眼下我国贫困村的村干部正面临困境,他们的工资入不敷出,工作积极性不高。马银清是贫困村乃扒村的支书,国家每个月给他发400元补贴,“可是这些钱还不够每个月到乡里县里开会需要的开支。”他们说自己是在垫钱当村官。

问题出在决策错位

马支书的故事在我国的广大贫困农村仍普遍存在。虽然这几年国家对这块的投入增大,大部分贫困村的村干部都有了相应国家补贴,然而这个职位仍留不住村中的优秀人才。贫困村干部“后继无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王晓毅。他认为现在贫困村村干部的最大问题不是报酬低的问题,而是整个决策错位的问题。

《中国扶贫》:这些年,政府一直在为提高贫困村干部待遇而努力,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愿意当这个村官。您认为原因在哪里?

王晓毅:其实,现在我国给贫困村干部的补贴真不低。就像你说的村,一个月补贴400元在当地真不算低。为什么会觉得不够花呢?不是他日常不够花,主要是乡里县里经常要喊他们出来开会。其实现在村干部最大的问题不是报酬低的问题,而是整个决策错位的问题。

过去小乡制的时候,乡是非常贴近村里面,走或者骑自行车就过去了,老百姓找他们也非常方便。自从实施合村并乡后,一个乡合并了几个乡,从村子到乡里有几十里地。变化的不仅仅是空间距离,而且也是社会距离。乡镇规模扩大以后,政府慢慢从农村基层剥离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村。国家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多,我们基层的官员基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他们很自然就会去抓村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不经常召集村干部开会,怎么下达工作任务。村干部主要精力不在于处理村内事务,而是完成国家任务,行政成本自然会大幅度增加。

《中国扶贫》:这一决策错位给贫困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王晓毅:在我们历史上,我们一直有村里的自治组织。村里的自治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处理村庄内部事务,为老百姓服务的。因为他们来自于民间,权威产生于民间,工作是为了民间,报酬来自民间。这个报酬包括尊重、互利等,比如村长今天给村民跑了半天事,村民会给一些费用或者帮忙把庄稼地收了,这就是社区内部的民间运行机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下,你可以想一下,还有什么报酬高低的问题呢?

这么多年,中央通过转移财政支付方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尽可能的覆盖贫困村庄的公共服务,这些事物政府应该承担的,现在却落到贫困村干部的头上,村委会也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机构,既具有政府延伸的功能,也有村民自治的功能。

《中国扶贫》:两项职能的混淆,对贫困村自治产生什么影响?

王晓毅:这两方面本来是应该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对村干部来说,现在不仅把这两种职能搅合在一起,并且基本把自治职能给抹杀了。现在村干部多大程度上是在处理村庄自治的事务呢?在多少程度上是在执行政府的项目?村委会组织法赋予了村干部处理村庄事务的权利,但事实上村干部经常变成了政府的一条腿,变成了基层的准政府了。

可以看到,村干部的报酬比较低是与教师比较,与国家公职人员比较。其实回到自治的角度上讲,村干部的报酬低点,工作积极性没有那么高,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村干部不是承担了很多政府的职能,本来也没有那许多事情。

为什么一些资源丰富的村村民争当村干部?是因为这里的村干部无论是从资金上还是社会网络上,以及所控制的资源上,都太多了,尽管从上级管理的角度看,有人积极要求做村干部比没有人愿意做可能会更方便工作的布置,但是这种积极更多是建立在个人石灰的基础上,而不是服务农村。资源相对匮乏的贫困村,村干部捞不到好处,有些不积极,甚至没有人愿意做村干部,这有什么不好呢?

村委会应是自治组织

现在贫困村干部的角色变得有点尴尬,他们进退两难。虽然他们把上级政府看作是自己的领导,领导们却只是在办事的时候找他们,做不好还要受批评。在村里,因为他们是干部,脱离在村民之外。

《中国扶贫》:您认为贫困村干部的理想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晓毅:只有搞清楚村干部的角色,才来谈报酬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的组织,位置越是不吸引人,其实越是最好的状态。如果村里人都削尖脑袋相当村干部,说明这个村干部的位置出现了问题,因为不会有很多人会热衷于为老百姓做贡献。

村干部工作量少,没有积极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的村自治组织应该是一个非正式结构,比如半夜的时候村民打架,过来叫你去协调,你得去。村干部需要通过位村民服务,得到村民的尊重,而不是一个岗位,需要足够的报酬。从这个角度看,村干部应该更贴近村民,而不是更切近政府;主要工作应该是村内事务,而不是成为乡镇政府的腿。

 

《中国扶贫》:您如何看待现在村委会逐渐行政化的现象?

王晓毅:我希望村干部工作越贴近老百姓越好,越非正式越好。我是不赞成现在并村以后把村干部变成行政干部,早上要上班,晚上要下班。我不认为并村是个好事,因为随着村越并越大,村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正式,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正式的村级行政机构。我觉得行政村的管理范围应该适当的缩小,让村干部更多处理村内部的事情。

从乡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是面对基层。考虑怎样能够与基层有密切的接触,而不是把所有的政府工作推给村干部。如果把工作推到村干部,就意味着把村干部变成行政干部,变成公务员,这村干部当然会要求享受公务员一样的待遇。

《中国扶贫》:村干部行政化将成为一个趋势吗?

王晓毅:把村干部逐渐变成行政干部,我觉得第一个难度比较大,第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很多村干部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很想变成行政干部的。有一年我去湖南调研,一个村干部给了我一封信,希望能转交给中央。信中的内容就是说自己退休以后生活没有保障。

我觉得给村干部适当的保障,我不反对,毕竟农民都有保障,但是有没有必要把他们也变成国家公务员那样,把他们从一般的农民社会中拔出来。如果真这样,我觉得是会出问题的。从村干部来讲,应该工作少一点,补助少一点,更多的是服务社区,还原他们的自治角色。

还原贫困村干部角色后,现在政府下派到村干部头上的活又由谁来承担?这就涉及到如何构架乡镇政府。

工作可以交给NGO来做

有人建议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来协助项目实施。然而,目前我国政府还不习惯这种方式,这与根深蒂固的全能型政府思想密切相关。

《中国扶贫》:您认为需要落实到村级的非常规性政府工作,应该由谁来承担?

王晓毅:我们政府的很多事情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问题的。

政府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日常性的项目,如五保、低保、合作医疗等,这些都是必须在现有体制下解决这个问题。二是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非常规项目,如整村推进,我认为应该改变一下支持方式。这些项目不应该直接压给原有的政府系统,逐级落实。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完成一些非常规的工作。

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一边在抱怨工资低,一边抱怨人手少。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维持日常政府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但是当有项目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人干活。政府将部分项目委托给民间组织是一个趋势,但是目前政府还没有接受这种思想,这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扶贫》:把项目给民间机构实施,优势在哪里?

王晓毅:所谓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将一个项目计划委托中介机构代为执行。就像你刚才说的,某个村子特别适合发展互助资金,可以把这个项目承包给中介机构,这个中介机构有可能是研究所,也可以是NGO,或者其他的事业单位。他们按照项目设计,受政府委托,协助村民建立这样一个信贷机构。现在很多项目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看上去没有行政成本,但事实上付出了很多隐性成本。

慢慢建立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对于民间技术力量的成长,改变基层管理决策错位都有很大的好处。虽然显性支出会增加,但是实际成本一定减少,因为市场竞争体制下的项目实施成本会比原来的更低。我认为这模式还是值得我们政府,尤其是扶贫部门进一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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