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的博客

        对于占中国国土面积40%，且在不断退化中的草原来说，过去的10年也许是幸运的，因为草原牧区终于进入了决策者和主流学界的视野，一系列有关草原保护和牧区发展的政策出台，并伴以资金支持；但也许更多是不幸，因为众口一致的结论是，草原整体退化的趋势并没有被改变，尽管有些局部地区有好转。换句话说，我们的政策和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投入不足和政策执行不到位。比如与林业比较，退牧还草的补贴要远远少于退耕还林的补贴；草原监管的执法力度要远远弱于森林警察；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大量的草原没有承包到户。依照这样的分析，结论也很清楚，就是增加投入和严格落实政策，换句话说，就是依托于足够的经济补偿和严格的执法，将草原

 

从20世纪80年代，出于扶贫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口被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迁出来。这些移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移出地往往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生产条件恶劣；第二，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移民的搬迁，并采取措施帮助移民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帮助移民实现在移入地定居。“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被作为衡量移民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1]。但是，在大多数扶贫和生态移民的项目中，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摆动”却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从移民项目的目的来说，移民没有被固定在移入地经常被看做是移民工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

  1．  我们视野中的草原

长期来看，草原一直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之外，草原的游牧民族似乎是中原地区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一道长城把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分割开来。比如我们知道，正蓝旗曾经是元朝的上都，历史上曾经很繁荣，在元蒙时代，从内地、中亚来的商人络绎不绝，在元朝建都北京以后，长期作为元朝两个重要都城之一，被元朝的皇帝轮流居住。正蓝旗距北京不过400公里左右，但是对于京城的人来说，正蓝旗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再比如，北京最有名的一家餐馆是“东来顺”，历史上说，东来顺所用的羊肉一定要来自锡林郭勒，锡林郭勒就在北京的正北方，不过600多公里，京城的人也许吃了很多年锡盟的羊肉，但是却很少关注那个地方，直到一本《狼图腾》的小说，才使锡盟下面东乌旗变得很有名。

 

生态补偿建立在限制当地人行动的基础上，但如果没有当地人的积极行动，环境就得不到保护

 

生态补偿无疑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题有着表面的和内在的两方面的逻辑。表面的逻辑是说体现公平的原则，为了保护生态而付出的人应该得到补偿，而消费生态环境的应该付费。只有使保护环境的人能够得到足额的补偿，才能提高保护环境人的积极性，并且使他们从保护中受益。从这个角度上看，生态补偿机制的逐渐建立是一个进步，至少使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在经济上得到利益。所以我们看到，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推进生态补偿机制行程中有很高的积极性。

自从内蒙古牧区的市场化进程开始之后，牧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物质生活大为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草场流转导致退化、草场使用权明晰之后反而造成了使用价值下降、买草买料喂牲畜使畜牧业成本大大增加等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市场化还不够充分，还是因为市场化过了头，把不该进入市场的东西也拽了进来？还是说，牧区的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市场的市场类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